有用 VS 重要
我用“有用的事物”来凸显我们的爱好实际，以及容易被具体可测量事物吸引的倾向；
我用“重要的东西”一词概括了我们做梦，重新取得自由，怀抱理想的能力，以及把生命倾注于模糊难以测量，而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
我们的文化对于有用的事物一向大方施予奖赏，却不那么在乎真正重要的东西。
选择做“重要的事”，就是选择要用热情的方式过人生，而这时完全无法加以掌控和预料的方式。
我用“有用的事物”来凸显我们的爱好实际，以及容易被具体可测量事物吸引的倾向；
我用“重要的东西”一词概括了我们做梦，重新取得自由，怀抱理想的能力，以及把生命倾注于模糊难以测量，而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
我们的文化对于有用的事物一向大方施予奖赏，却不那么在乎真正重要的东西。
选择做“重要的事”，就是选择要用热情的方式过人生，而这时完全无法加以掌控和预料的方式。
针对人生要务来采取行动，说到底，是展现了一种政治立场。我们籍此表明了自己针对周遭环境负有责任，愿意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上努力付出，不管这件事有没有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
当我们把重要事务列为优先，也就走上了历险的道路，但我相信，我们周围的各种组织和文化都等着我们去改变它们，让它们更能表达人心深处的渴望。我们有力量重新取回并享受我们的自由，从而抛开无助的感觉。我们有能力与我们所接触过的一切人事物都建立起亲密的链结，不必活在利益交换与工具性的关系中。我们的能力和成熟度也可以让我们过着服务和奉献的生活，而不是只关注和计较个人的利益。
我们拼命在有用的事和做事的方式上花力气，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生命体验的本质，也会危及我们所在组织及社会整体的品质。
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世界，当我们致力于把把最深处的自己挖出来，我们也会因为这项无法以个人之力进行的集体创造行动而得到改变与转化。因此，凡是与人生重要事务有关的讨论，都应该把企业组织和邻里社区也列入讨论。我们都必须在组织和邻里之中才能发现自己是谁。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不同流俗的组织方式，这也将会对我们生活各层面的管理方式都造成冲击。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成长和背景而受到一套价值观的吸引，要紧的是，在追求自己认为较佳的组织模式的同时，活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爱，互助合作，自由，正义，慈悲，妥协退让，相信有更高的存在，
创造力，正直，关心下一代， 平等
这些价值观都指出了我们在乎的东西，也是让我们彼此之间，形成关系，与世界产生连结的深刻原因。
我们总问错误的问题
采取去做就是了的态度意味着开放接纳更有意义的改变。我们对“怎么做”之后所得到的答案感到不满意，也许是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真正该问的问题都与价值观，意义，美学，人际链结，以及深刻的哲学探讨有关。若想充分体验工作与生活，我们必须乐于面对那些我们知道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这个“是”字肯定了参与的价值，表明了我们愿意当自己人生的主角，而非旁观者，这个“是”字，也肯定了一种不以物质利益为考量的生存方式。
若要上路实践人生要务，必须把“怎么做”的问题搁着，先讨论其他会引发其它问题的问题，不要管有没有答案。
不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改问： 哪些事我早该拒绝，却一拖再拖？
急着问“怎么做”可能会使我们没有问出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件事是否值得做？它也略过了另一个深刻的问题：这件事是我想做的吗？这问题跟我有关，对我很要紧吗？还是说这是别人做出定论的问题或争议？我有权拒绝做此事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还在问“怎么做”？
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用哲学家一般的姿态去理解，而非用工程师的姿态去对待它们，说不定更能达成我们所渴望的改变或学习。
不问：需要花多少时间？
改问：我愿意做出哪些承诺？
如果我们相信快就是好，我们就会过于简单化了世界，采取哪些立即奏效的策略，但也制造了风险。 然而证据显示，真正的转变，往往比想像中更需要时间。
不问：要花多少钱？
改问：我愿意付出哪些代价？
成本问题与时间问题息息相关。一旦我们把成本列为优先考量，就等于是把一组价值观当作金钱来看待。如果太快把注意力放在成本上，等于限制了自己依照某些价值观行动的能力。当我们面对哪些自己不相信的事物时，最常找的理由是：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需要很久才能得到，或者是它们需要花过高的成本。
不问：你如何让那些人改变？
改问：对于我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能做出什么贡献？
我们会所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要别人改变，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控制别人。“你如何让别人改变”这样的问题使我们不必去思索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不必认为自己该为环境负起什么责任。当我们城市面对状况，反躬自省，问自己，眼前的问题是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不问别人有什么问题--这时，世界会开始改变。
不问：有没有办法测量？
改问：人生/工作至此，我站在什么样的转掠点？
我们如此爱测量，其实说出了我们内心的怀疑，因为怀疑，才不断要找证据。这在我们对某件事失去信心的时候特别明显。还有另一个问题：测量的结果要拿来做什么用途，是为了控制还是学习？是为了第三者还是相关人士?测量用在自己身上时最有意义。“怎样的测量方式对我是有意义的？”这样的测量有助于学习策略。测量有一个坏处：我们若把测量当成激励工具，以为凡是被组织测量为不重要的事物就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把人类行为的动机缩小到简单的因果关系（萝卜效应）。这也把人们推入一个只肯从事可测量与可控制事物的世界。这样能够发展出多少想象力与创造力呢？
不问：别人是怎么办到的？
改问：我们要一起创造什么？
假如只想重演别人的成功经验，将会使人生变成一场模仿秀。而且，只要我们所考虑采取的改变是与人有关的事，那么就算那件事曾经在别处成功过，也必须依据我们自己的情况重新调整，每一次都必须调整。
有助实践人生要务6提问
第一问： 哪些事我早该拒绝，却一拖再拖？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Jung)说过，所有意识的产生都是由不服从的行为开始--所以我们可以说，“敢于拒绝”为我们的渴望开启了大门。
另一问法是：哪些事我答应了但我其实并不在意？即是当时我是真心说了“是”，现在也可能不那样认为了，我有权改变心意，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自由及我们接受了人性。
机器才会一成不变，人不会一成不变--人只是试着不变。
认识到我们有权利拒绝，这表示，当我们最终说了“是”我们确实是心甘情愿答应。这就立刻测试出我们的行动是为了实践人生要务，是出于本能，或者只是习惯了吧别人指示的方向当成是自己的方向。
第二问：我愿意做出哪些承诺？
假如我们要改变，一定是出于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不是受到体制或别人的影响。想执行一个有意义的计划或个人天职，都必须付出超乎想象的心力。
“我愿意做出什么承诺“等于向外宣布：我们最需要的资金不是金钱，不是别人的赞同，也不是各种有利于最后结果的力量齐聚一堂。在实践任何一樁人生要务的时候，时间永远不太对，资源总是还缺那么一点，而那些足以影响结果的人士态度始终不够坚决。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更能证明：如果我们说了“是”，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要说是，而且我们很看重这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第三问：我愿意付出哪些代价？
在实践人生要务的过程中，我们会与主流文化相抵触，也许会使那些习惯了我们旧模样的人失望。主流文化把话说得很好听，但其实并不鼓励人独立行动。
我们的文化拼命在问：“怎么做”，要花多少钱？需要多久时间？有人成功过吗？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给不出答案，如果我们还是回答了“是”，就表示我们打从心里知道，实践人生要务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不成功，我们就不会得到奖励，也许还有不良的后果产生；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会争取到更多的行动自由和呼吸空间。
如果说，做出了选择，勇于面对怀疑，并在不知道方法的情况下展开行动，而可以不必付出任何代价，那么我们所做的选择就没有意义。
第四问：对于我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能做出什么贡献？
这个问题有助于疏解无力感，让我们肯定自己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认为眼前的环境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短暂的无辜心态--又不是我的错。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自由，我们就必须放弃无辜心态，拥抱罪恶感--因为自己对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说了“不”而有罪恶感。然后我们说“是”，并从此不再过着舒服但半死不活的无辜生活；却得到了一种彻底活着的充实人生。
当我们困在某个环境里，没有做真正值得做的事，这往往是因为我们让自己置身事外。
第五问：人生/工作至此，我站在什么样的转捩点？
这个问题肯定了一个观点：生活和工作中的复杂度和挑战，为人生带来了意义。谁都希望一朝成功后从此幸福快乐，然而昨日的胜利不足依恃，昨日的成就乃今日的绊脚石，“人生/工作至此，我站在什么样的转捩点？”这个问题让人确认，自己人生里最重要的是哪些事物。
十字路口代表的是：有待满足的企图，未了的心愿，尚未达成的目标。探讨这些会使我们发现：我们以为非常个人的事物，竟是大家共通的追求。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这个发现让人惊奇也得到安慰。
第六问：我们要一起创造什么？
只要一开始问这个问题，大家就会往内挖掘自己，只要我们开始讨论自己想要创造什么，我们就站在因的位置，而不是果；我们就是在创造。
这个问题也提醒了一个事实：我们住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独立完成任何事。我们会认为自己曾独立发明或完成某些事情，但这种想法会让人产生盲点，使我们看不见前人的努力和曾经支持我们的人。
从有用到重要 完美的结合
以上“哪一个问题，你知道答案之后，你会得到自由？”
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没有答案但只要你试图回答他，你就是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它像一束雷光，照出了最要紧的事物，碰触到自由的课题，带来了乐观的讯息，自由就在眼前。
这些问题把我们的疑问，为什么要做着现在做着的事，转入更深入内在的探讨，并带领我们提出一个格局更大的问题--
"明日的世界会因我们今日的作为而有什么改变？"（变革顾问Kathie Dannemiller)
这些问题帮助我们认清焦点，得以决定实践自己的人生要务。
如果 你希望你工作的环境是一个重视理想，人际连结和真实而深刻的学习场所，就必须自己把它创造出来。只要改问这类与“是”有关，充满焦虑和暧昧，并且把自己抛入战场的问题，我们就已经向理想迈进一步了！
不问：你是怎么办到的？
改问： 哪些事我早该拒绝，却一拖再拖？
从询问有哪些方法，改为询问有哪些选项。拒绝是一种奇特的说“是”的方式。当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很想改变时，加入知道应该拒绝什么，将大有助于创新。
何不干脆说出我们的怀疑，把内心的困惑拿出来谈，不要放在心里，变成与世界维持距离，只当个怀疑的观察者。再说，如果你认为拒绝之后会被迫离开原有的地方，那不好吗？
不问：需要花多少时间？
改问：我愿意做出哪些承诺？
面对真正重要的事，我们一定有时间完成。所以不要问需要多少时间，而要问，什么是值得我们奉献的事物。
当我们抱怨某件事情太花时间，这只表示这件事对我们不重要，那你就别做它呀！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让现有体制产生变革，我们最多只能猜测。教养小孩，改变文化，建立方向，改变策略，需要多少时间？谁知道。我们可以大叫来不及，建立时间表，设定远大的目标，但这个世界仍然用自己的步伐前进。我们太容易为了说服自己和别人往前进，而低估了改变所需的时间。然而，改变来自于关心和承诺，那不如就讨论关心和承诺吧。
不问：要花多少钱？
改问：我愿意付出哪些代价？
想改善或创造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时，所需付出的代价是情感，不是金钱。最珍贵的东西无法用折扣价买到。为了改变而需付出的代价，指的是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与意志力，面对困难时的坚持与勇气。这里，我们从衡量经济上的付出，改成衡量个人的意志力。
谈到了钱或预算时，我们说的通常是别人的钱和预算，如果花的是别人的钱，风险就不高。然而，如果我们想提高赌住，获得更有意义的成果，最好把风险当成与自己有关。最高的代价是不成功便成仁，我们会失去，也会受到伤害。这样的讨论才重要，才能带领我们真正思考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
不问：你如何让那些人改变？
改问：对于我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能做出什么贡献？
问题一改，也就把所需负责的内容改变了。自问对事情做出多少贡献，就使得做决定的人成为该负责的人。太多决策是出自于那些不会受到那项决策影响的人。
这个关于贡献的问题，体现了印度圣雄甘地的理念：为了看到改变，我们自己必须先改变。这使得我们必须诚实，也使得我们抛开了想要控制别人的心态。
问出“你如何让那些人改变？”是把别人看成因，问出“我能做出什么贡献？”是把自己当作因。我们最好把自己看成因。
我在甘地的纪念馆看到一句谏言：“如果必须流血，且让那是我们的血。”此语道出了谦逊与牺牲的精神--两项我们在改变思维是非常需要的精神。
不问：有没有办法测量？
改问：人生/工作至此，我站在什么样的转掠点？
在探讨一向改变之前，务必确认：我们想做的改变对个人，组织和世界有没有意义。用具体的数字做测量确实可以判断进展，但它无法计算价值。假如改问转捩点问题，有助于我们确认哪些是意义重大的事，而这才是该问的问题。
不管人生要务可不可以用数字精确测量，我们都要时间它们。因此，改问了转捩点问题可以摆脱掉那些从测量而来的限制。量力而为固然要紧，但若太早这样想，并用它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我们就会变成眼光如豆的人。
不问：别人是怎么办到的？
改问：我们要一起创造什么？
这两个问题说明了一种紧张关系，一端是经过证明的事物，另一端是有待发现的事物。不管是个人生活或集体组织，我们都拥有足够的智慧去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这里的挑战在于信任自己的智慧，并根据它来行动。
“这件事曾经成功过吗？”乍听之下很有说服力，谁会反对向别人学习呢？麻烦的地方在于，这个问题在推广一种观念：别人懂，我们不懂。问出“我们要一起创造什么？”就把重心转向那些握有知识并负责带动改变的人，并且让我们信任自己。
怎么做的谬误
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都要先放下所有务实的必要考量，我们才可能知道自己要什么，达到目标之后又想体现怎样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体验。
进一步思索会发现，我们最在乎的，是我们在人间所创造的经验的品质，而不是数量。
世上并没有现成的方法帮我们找回自己的理想色彩，而自由是建立有意义人生的必要条件。
